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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兵团级只配挂个大校？这事儿放今天，估计谁都得当场破防！ 1955年春天，在北京，有个专门管部队干部的地方。那里有间屋子，桌子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先商量商量，打算给哪些人定什么军衔。纸边被翻得起毛，说明这东西被人来回看了好多遍。 其中一行写着“贺晋年”，后面跟着两个字：大校！ 写这两个字的人手挺稳，可消息一传出去，第一个炸毛的却不是当事人。 贺龙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，相当于是全国体育工作的总负责人，相当于管全国运动、比赛的大总管。同时，他还挂着西南军区司令员的头衔。 这个事情刚传到他耳朵里，他火气“噌”地就上来了，一巴掌砸在桌面上，动静大得吓人，他的态度非常明显。桌上那个带把儿的旧茶缸被震得直蹦，里头的茶水晃出来，把摊着的纸弄湿了一大块。他也没绕弯子，张嘴就来：一个副兵团级的干部，拟授大校？这能说得通吗？ 他这句话才说完，满屋子的人一下子全闭嘴了。边上几个人你瞧瞧我、我瞧瞧你，个个都装起了哑巴，没谁愿意开这个口。 因为“副兵团级”这四个字，真不是随便喊喊的虚名。 1952年，全军上下重新定级别。能评上副兵团级的人，全国总共也就几十号，说实话真没多少。跟贺晋年一个档的，几乎都是各个野战军的副司令。那时候按老规矩，到了这个位置，往上够一够能到上将，往下退一步也是中将，怎么盘算都跟大校挨不上边。 说白了，这张名单上就不该冒出“大校”这两个字，这个太不合适了。 可它偏偏就出现了！这就好比一场考试，全班前几十名里有你，结果发榜一看，你被塞进了及格线那一栏，不是考得差，是有人把你的卷子抽走了。 想要明白这个落差的离谱程度，首先我们得理清贺晋年当初是从什么环境里一路打拼过来的？ 他是土生土长的陕北本地人，周身带着黄土地独有的质朴气息，完完全全是在窑洞与山沟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。1928年，他在绥德第四师范入了党。在1930年的时候，组织安排他前往宁夏，随同谢子长进入国民党所属武装队伍当中开展兵运工作。 “兵运”这词儿听着挺斯文，其实干的就是钻到旧军队肚子里，悄悄拉人、安钉子、攒力量，等哪天能用得上。那会儿他还不满二十，干的却是随时可能掉脑袋的差事。今天还跟你拍肩膀叫兄弟，明儿就可能把你卖个干净。今儿还在茶馆里对暗号，明儿就可能被人拖出去崩了。身后没退路，也没人给你兜底。 1932年2月，在甘肃一个叫靖远的地方，一支专门在陕西、甘肃一带打游击的队伍，正式拉起来。这支队伍就叫陕甘游击队。当时谢子长是这支队伍的总指挥，贺晋年则在骑兵大队当副大队长。骑兵大队这名头唬人，实际马匹不够，一半人只能靠两条腿跑。同年8月在水泉堡遭偷袭，队伍被打散了。他带着一帮人趁雨夜往外突，泥水淹到小腿肚子，枪栓里灌了沙子，拉一下响一下，不响就拿枪托砸。 队伍被打散了，可大家心里那口气一直没散。1932年12月，队伍开到宜君转角镇完成整编，正式定番号为红 26 军第 2 团。要说在陕西、甘肃那一带，这支队伍可是开天辟地头一个。以前的队伍更像临时凑起来打游击的小队，这一回不一样，是正儿八经、有规矩、能打硬仗的红军大部队。 说巧不巧，就在这紧要关口，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扣下一顶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帽子，谢子长、刘志丹、阎红彦三位核心骨干一下子就全被排挤出去了。阎红彦先被安排去上海，后来又去了苏联。 1933年11月，谢子长以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返回当地时，红2团南下作战并未成功，照金苏区已然失守，整个局面就像一盘棋，能走的好路子差不多都被堵死了，坏消息一个接一个，简直糟到不能再糟了。 可谢子长一直没有放弃，一直在做动力，他愣是凭着自身的韧性把红1支队再度重整了起来。1934年7月，在安定县一个叫杨家峁的地方，陕北那些到处打游击的红军叔叔，终于有了一个能统一指挥大家的“总指挥部”。这个总带队部就叫总指挥部，从这时候起正式开张了，以前他们就像好几个分散的小队，各打各的。从这天起，大家有了总头儿，能一起商量、一起行动，协同作战。 以前各小队像分散的小组，现在有了总组长，大家能一起商量、一起行动了。这一回，大家让谢子长来挑总指挥的担子。总指挥是干啥的呢？就是这支队伍里带头拿主意、领着大家往前冲的那个人。郭洪涛出任政委一职，主要负责为全体人员开展思想引导相关工作。贺晋年呢，当上了参谋长，帮着出点子、安排队伍怎么打。 打这个时候起，贺晋年就不再只是在外头跟着跑、跟着打的人了。他进了陕北红军里头最要紧的那一圈，能跟最大的几个头头坐在一起，商量接下来怎么干。参谋长这个活可不轻松，管的是作战计划、队伍调度、情报汇总，不是挂个名混日子的闲差，那是真得拿命去顶的位置，对整个部队的走向，以及胜负，可以说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。 可谁都没料到，意外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当时，谢子长身上的伤太重了，大家想尽办法也没能把他救活，他最后还是离开了。他一走，陕北那支队伍就没人领头了，于是这副担子就落到了